成土飞扬的上海滩

经济危机越来越厉害，国外在救市，国内也在救。号称四万亿什么的。

古话说，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看来说的没错。

现在危机的本质，是老美把有一分钱花两分钱，搞到最后还不起。

而中国人是生产出两分钱，卖到外面一分，自己人消费一分。现在外面没人买了，只能鼓励自己人消费。

但自己人是没钱的，有钱的人又花不了那么多。生产出的东西现在都烂在家里。

典型的国富民穷。

然后国家说，你不花我来花吧。但从没听说过拎着头发能把自己提起来。

最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减税啊。

就跟当年上大学收费后，很多穷孩子上不起学。然后国家说，来吧，我们有绿色通道，我们有奖学金，助学金，我们承诺不让一个失学。

但你不收费或少收费不就行了吗？

但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收钱是他们最本质的意愿。

在这个意愿下，你就知道靠那多少万亿来拉动内需是多么虚假。而且很快你就会发现，身边除了多了些你看的见，但用不着的宏伟工程之外，没有什么实质改变。

改变的是你的水电煤气费，油钱，交通费……

然后又是一轮通货膨胀。

真是悲观而又现实的预言啊。

本文写于7月份我爷爷去世后，一晃眼一百多天过去了，贴出来作为纪念。

 

 

纪念我的爷爷

2008.7.30

我的爷爷，成秀文，生于1933年1月18日，卒于2008年7月10日，享年76岁。

在这个月初的某天，爷爷正照常和朋友在桌上打牌。突然猛烈咳嗽，大口吐血，旁人见状大惊，忙叫来我爸和叔们，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南通人民医院。当晚就在急救室呆了一夜，中间还吐血了几次。大家轮流看护不敢有丝毫闭眼，心情焦虑，又查不出原因。在之后住院的一周多时间内，病情时有反复，到9日晚突然又大出血，其实这已经是体内器官衰竭的综合表现。送进ICU病房后没多久，医生摇头说人已经不行了，最后我爸决定用救护车把爷爷送回家，让爷爷的最后一口气留在家里。

我10号上午往南通猛赶，中午到家的时候，老远就看到一堆人围在那里，很多人都在掉眼泪，见到我来了，都闪出一个缝来让我进去。进去之后的景象让我顿时呆在那里，爷爷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，原先清廋的脸庞却变得浮肿。看护者轻轻说，爷爷已经去了，但他一定是见到我回来之后才去的。这时候有人把我们分开，用一块布将爷爷盖住，往上面喷了一口白酒。这时我在恍惚中听到周围人的小声哭泣突然变成嚎啕大哭，看到我爸、妈、叔、婶、娘娘、姑父，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，泪流满面的样子。很多人我都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眼泪，居然是那么扭曲放肆彻底和真实，我真切的感受到了这种真实，因为我的也是一样。这时候我小叔从里面转身出来，“人生就是这样”，满脸的眼泪和鼻涕，他这样没头没脑地对我说。

丧事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很快就筹备了起来，到了晚上灵堂已经布置好，爷爷躺在中间，我们坐在旁边的长凳上，一个喇叭在那里不停地播放哀乐。到了稍晚的时候，请来了一些念经的和尚，在那里念念有词。灵堂前人来人往，不时有人过来跪拜和磕头，也有老远跑来看热闹的闲人，孩子们在不远处玩耍打闹。也有些并不是很伤心的亲戚在那里大声哭喊，我们自家人反而有些沉默。在和尚和哀乐组成的怪异和声中，我们不停的烧些纸和纸钱，看这些纸片慢慢成灰，火光袅袅，不绝如缕。外面的世界变得有些不真实，反倒是躺在冰棺里的爷爷，显得很亲切，仿佛睡着，会随时醒来。

在守灵的三天里，像是渡过了漫长的数年，像是守护了我爷爷的一生。“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？”，“他渡过的是怎样的一生？”，这两个问题不停的缠绕着我。

像大多数人一样，我爷爷是一个沉默的人，我从小在他的庇护下长大，在有记忆之后却到了远离他千里之外的地方，只有每年放假才能相见。假期对小时候的我有着奇妙的吸引力，可以做大船顺流而下，到了南通见到爷爷奶奶，有着水井和老屋，春联和亲戚，有着无穷的好吃和好玩。我爷爷在眼中的形象一直那样，瘦瘦的身体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嘴角常有笑意，仿佛武侠小说里的高人。

实际生活中的爷爷非但不是高人，反而身体一直很糟糕。但在某一方面，他的确是不世出的高人。那就是他的牌技，或者说赌技。我爷爷最后是倒在赌桌上，可以说是他的宿命，也可以说是他的归宿。

世人对“赌”这种行为往往带有不公正的描述，本质上是一种比较纯粹的零和的博弈游戏。对参加这种游戏的人，则更加夸张地描述。比如“赌王”、“赌神”、“赌侠”、“赌仙”、“赌鬼”、“赌棍”、“赌徒”……但都和我爷爷的形象相去甚远。其实我爷爷是一个“赌客”，也就是一个经常去打牌的人，牌技出神入化，年轻的时候行走于四面八方，年老后隐身于牌桌一隅。胆量甚豪，不论赌注大小，不论对手是谁，出手果断，泰山崩于牌桌前而不变色。但从不出千，从不借钱赌博，所有赌资均为自己劳动所得。

我大学学习概率论时曾想起我爷爷，因为他在赌桌前体验了一世的概率论。有一阵我还挺看不起他的这种乡村牌局的格局。因为在概率论里，每人在某个时间节点，根据桌上已经打出的牌面，自己手上的出牌方式是存在最优打法的，只要按照这个最优解去操作，当时间够长的情况下，赢面当可达到最大。但后来的深入思考却发现，如果仅根据自己的最优解去操作，很可能还未达到就被别人胡牌。所以牌桌上最复杂的哲学，不在于概率，而在于博弈。自己根据别人的形式，很多情况下得舍弃最优解，寻找次优甚至是少输的打法。这种哲学，我爷爷在无意识中反复体验，最终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我小时候有一次在家乡的医院打针，居然听见旁边的闲人谈论昨日的一出牌局，我爷爷是怎样一步步的螳螂捕蝉，并把黄雀干掉。敬佩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写到这里，心下十分黯然，想到爷爷的一世牌技，到我这里算是失传。但我数学一直很好，可能就是我爷爷的牌技的变种吧。我去年吃年饭的时候，曾突发奇想，问我爷爷是否曾拿到过“天成”的牌（抓完牌就胡），我爷爷很遗憾地说没有，只有一次拿过差一张的天成。所以人生虽然漫长，但要达到完美，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。

赌桌虽然是我爷爷平生的最爱，但他一生的主旋律，却是不懈地和贫困作斗争，直到晚年才过上了好日子。他十三岁丧父，和我祖奶奶相依为命。年轻时虽然身体瘦弱，却干过很多常人都难以想象的苦活。在十几岁的时候以行船拉纤为生，有一次逆水拉纤至某处河道，突然天降奇寒，天上飘下红色的大雪，河流封冻。一帮纤夫身上只有单衣，走投无路即将冻死之际，突然看到某户人家放在河边的茅草。一帮人在茅草里躲藏了许久，才捡回一条命。

他出生在战乱年代，丧父后国家又进入内战，解放后虽然分得一小部分田，但很快又收归集体所有，只能在生产队进行繁重的低效率劳动，产出却仅供一大家子糊口。在成份簿上，是不折不扣的贫农，我爸当年当兵，虽然是一个主流的出路，但还是有帮助养家的考虑在里面。在二十岁之后的二十年内，我爷爷和奶奶一边生育子女，一边要艰难的生活乃至生存。却始终怀有那种简单质朴的梦想，就像“活着”里面写的：“养一只小鸡，鸡养大后变成鹅，鹅养大变成羊，再把羊养大，羊就变成了牛。”其中的艰辛，非我辈这些顺风顺水的所能感受其万一。但我从我爸、叔、娘娘的深切的悲痛中，可以看到当年生活的艰苦，和我爷爷是怎样的艰难抚养他们成长。

即使这样的艰难，在孩子们长大后，他却并没有像身边所有的人那样，把孩子培养成农村成年壮劳力。我父亲兄弟三个，姐妹两个，在那个动乱年代里居然全部读完高中。而方圆多少里内，再也找不出一个读过高中的男子，和一个读过初中的女子。幕后瘦弱的推手，就是我爷爷，他是最早意识到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人。在文革结束后，积极支持我大叔考大学，而我大叔也在第三次，成功考上华东化工学院，一举改变命运。我小叔也在87年考上大学，成为最后一代理想主义大学生。更奇迹的是，解放前读过几天私塾的爷爷，居然通过自学学会了大量的汉字，能够不费力地阅读小说和报纸。

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国家渐渐放开了原先对农民的很多限制。我爷爷敏锐的感觉到一些机会，积极地从事了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，把城里的一些东西倒卖到乡下，也曾倒过化肥和农业资料。终于在我小叔上大学的时候，家境殷实起来。但在那个时候，爷爷也开始渐渐衰老，年轻时无比向往的牌桌，因为没钱只能断断续续坐坐。而年纪大了，终于有了大量的空闲，余钱，能够好好的玩一玩。所以率性而为，经常打牌打得昏天黑地，把奶奶气得要命。牙齿不好，也不养护，反倒像顽童一样，买几盒酥糖放在床头，每天睡觉前居然还要吃两片。就是这么自由自在的性格。

守灵的一个空隙，我问小叔，爷爷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，他想了想说，是宽容。爷爷对小叔这辈人，岂止是宽容，简直是放任，任他们自由发展，只要在好好读书，其他都不怎么管。对我们这些小辈，就更加宽容。自己相当节俭，给小叔上学，小辈零花钱来一点不在乎。另一方面，他对他不理解的事情，也表现出极强的宽容。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一天电视里放世界名画，有个裸露的女子，爷爷还问我是不是外国人就是那样的。我回答说古代外国人的确那样，他就笑着表示理解。大多数老人，看到这些一般会抱以抵触的神态，不像我爷爷这样对他不理解的事物抱以宽容。而且还从孙子那里获得解释。

就这样，我爷爷作为一个贫农、赌客和一位伟大的父亲，走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程，我们把他最爱的牌也烧了给他带走，并烧去了足够的赌资，供他在那边和赌友们花销。作为文章的尾声的，是一个在丧事流水席间徘徊的老头。因为乱糟糟的人群而找不到自己的座位，作为主人，我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他坐，眼尖的老婆从他心虚的眼神中发现，这个老头其实是旁边卖小玩意的货郎，冒充亲戚来蹭饭的。我装作不知道，坐在他旁边，看这个老头高高兴兴地喝酒吃菜，眼泪却忍不住要留下来。因为如果坐在我身边的，而不是躺在那里的，是爷爷，那该多好。

由于一些亚非拉的糙哥的参与，世界杯的可看性是越来越差了。看了这几届欧洲杯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。很想建议亚洲的名额减少到1-2个——还得带着澳洲兄弟玩。

小组赛的时候运气不太好，看的大多是零点那场的，进球少，踢的也不好看。

到了淘汰赛风云突变，土耳其那场本没打算看，被我儿子吵醒。一看时间，90分钟比赛已结束，在不甘心中打开电梯（韩老师语），居然在打加时。心想没多会就点球了，没料到119分钟鲁斯图出击失误被干进去一个，克族人民抱作一团，只差没开香槟，然后突厥们像马蜂被捅了一下似的突然爆起，神奇的2分钟内扳平。士气大振，点球大胜。

突厥们就是这么神奇。

俄罗斯跟荷兰的比赛，本来毫无悬念，我兴致盎然的爬起来，准备看荷兰长毛怎么爆扁罗刹国长毛。结果大出所料，上来一群白衣白袍小将，踢的行云流水，荷兰那帮暴徒顿时变成了软脚蟹。八十几分钟的时候勉强扳平，到了加时赛明显看得出那帮孙子在混时间等点球了，心想有种就再干他两个。果然如此，范德萨还惨遭穿档。本届欧洲杯以来看的最爽的一场比赛。

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队我都不喜欢，一个是娘娘腔，一个是龟仙人。果然下半场的时候爬起床，还是零比零，看了十分钟，十分无趣。就知道他们又要比点球了，确切的说是比门将了。最后卡门神战胜了布门神，赢得了这场无趣的胜利。

接下来希望我的俄罗斯和土耳其会师决赛，最后分获冠亚军。成就一场神奇的欧洲杯。

 

只可惜自己禁不起诱惑，也成了新同学中的一员。

幸亏在抄底前被蓬蓬同学借走不少，所以谢谢CCTV，谢谢CHANNEL V之外，还要感谢蓬蓬同学的雪中借碳！

接下来就是汽油涨价了，但愿我猜中了开头，却没猜中结尾。

 

很久以前看到神童表演速算，XXXX*XXXX，很快能报出答案，觉得很神奇。

昨天闲来无事，在家琢磨了一下，从前面开始算起，的确有门道可摸。

算了几个三位数的乘法，最快的30秒就算好了（对于我这种门外汉的确算快的）。

然后开始算四位数互乘，居然也算了出来。

作为一个28岁的大龄青年，对自己的智力的增长表示满意。但由于技术还不成熟，暂时没有巡回表演的打算 。

从12号以来，一直在看地震方面的新闻，很惨，真的很惨。
在众人的鲜血和眼泪的背后，从我这样一个结构工程师的角度，感受到不同的一面。
这次地震震级为八级，震中烈度达到10度，当地设防烈度为7度0.10g，而规范所规定的设防烈度最高值仅为9度0.40g！即已经超过了规范设防的最高值！
但是我国对抗震是有三水准目标，即“小震不裂，中震可修，大震不倒”。实际上操作时，比如汶川当地，在遭遇7度0.10g地震时，房屋维修后应仍能使用，而遭遇对应的大震（即罕遇地震）时，应能维持不倒。当地的罕遇地震的加速度是0.50g！
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透过航拍，还能看到很多楼房伫立在原地的原因，事实就是：按照规范的设计，当地按7度设防要求，10度下应该能不倒！
很多老房子，民居，没有经过设计的房子，它们的倒塌还情有可原。而那些塌掉的中学，小学，很多还是九十年代之后的建筑，我不知道它们的设计人，建造商现在在哪里。这些稚嫩的亡灵，会纠缠他们的余生。
今天已经是19号，国难日，全国哀悼，汽笛长鸣。死者长已矣，生者或余悲。还被埋在地下的人们，已经很少有生还的机会。善款正在被聚集，城市也会被重建，时间会抚平一切。但是，今天的主题仍然明确，它就是信托责任。它意味着信任、托付、问责和任务。
这次地震最大的教训其实就是信托责任的丧失，那些粗糙，马虎的预制板建筑象积木一样被拼接起来，而那些可怜的老师和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教室里将性命托付于他人，一旦厄运降临就是难逃魔爪。而汶川、北川就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城镇的缩影。
但这次地震的最大收获也是信托责任重新建立的过程，政府、军人、医生、志愿者超额的承担了他们身上的信托责任，全中国也像战争一样团结在了一起，真正做到了摒弃前嫌，共赴国难。从这里看到了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，而这一切的根本，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信托责任。

 

 

 

“兔子，”维尼慢慢道：“你说，万一我们刚一离开这小窝就想回来会怎么样？”

“说什么呢你？”兔子问。

“你想啊，”维尼说，“我们一直想找个家，但总也找不到，所以我想我们万一想回到这小窝也保准儿找不见路，但那也许是件好事儿。因为没准儿我们就会因此偶然发现些本来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，而它们其实才真正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。。。”

“听不懂，看不出这其中有啥意义。”兔子说。

“现在听来是没什么意义，”维尼不好意思道,“但当我开始寻找时它们曾有意义，那些在路上发生的事儿就是意义。”

 

Zvi Griliches 197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 -- 《Estimating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: Some Econometric Problems》就是以上面这段卡通人物的对话结尾。

以上来自 http://www.bullog.cn/blogs/huajiadi/archives/135106.aspx